
十月三日下午,陕西镇坪县城关镇文彩村村民周正龙,在文彩村神洲湾拍摄到野生华南虎的珍贵照片。这是四十三年来,陕西省秦巴山区发现华南虎的首次记录。 中新社发 周正龙 摄
【新闻背景】2007年10月12日,陕西林业厅公布了周正龙用数码相机和胶片相机拍摄的华南虎照片。随后,照片真实性以及野生华南虎在当地是否存在,受到来自部分网友、华南虎专家和中科院专家等方面质疑,并引发媒体广泛关注。
正方:周正龙说了假话又怎样
窦含章
自从10月12日,陕西省林业厅在西安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陕西农民周正龙在镇坪县境内发现野生华南虎以来,一场“华南虎风暴”就借助网络和传统媒体席卷神州大地。一时间,只要你是中国人,只要你平时上网、看电视、读报纸,如果不知道周正龙是谁,你就会被看成外星人。
11月27日6点半,在谷歌资讯中搜索周正龙,会得出结果3397个;搜索刘德华,会得出结果2885个。也就是说,在近一段时间,这位陕西农民的风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盖过了人气天王刘德华。而起因则是他宣称发现了野生华南虎,但众多网民认为他说假话。
如果真有野生华南虎,不可谓不是一个重大发现;如果没有野生华南虎,周正龙等于忽悠了全世界一把。但问题是,这件事真的值得全民如此关注、媒体如此疯狂报道吗?退一万步讲,就算周正龙说了假话,又能怎么样呢?
研究华南虎的专家黄恭情说:“对于野生华南虎来说,只要种群数量在100只以下,基本上就没有繁衍的可能,这个种群灭绝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即使周正龙发现的是真老虎,除非这只老虎变成“老虎精”,否则谁也改变不了野生华南虎已经功能性灭绝的事实。作出这样的判断并不需要多少专业的科学知识,毕竟野生华南虎从人们的视线中已经消失了20多年,而在周正龙发现老虎的地方,只有一片面积大约2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么大的地方连让一只老虎溜溜弯的空间都不够(专家称:“成年华南虎一天要走一二百公里”。在那么小的地方野生华南虎只能成天兜圈,想不被周正龙发现都难),遑论繁衍生存!
而如果周正龙造假,当地根本没有野生华南虎,那也只是周正龙个人的诚信问题。我们甚至不能责怪当地政府和陕西省林业厅,因为到那时,他们会说自己也是受害者,如果把周正龙以涉嫌诈骗移送法办,他们也就干了他们应该干的事,我们还能追究他们什么责任呢?
显然,不管周正龙说的是真是假,整件事情其实只是周正龙的个人诚信问题,而野生华南虎不过是个道具,这场闹剧不管如何收场,野生华南虎还是“死路一条”,即便建再大的保护区,也休想让它在野外再次兴旺发达。
如果以上推论成立,问题就出现了,一个陕西农民的个人诚信问题怎么就成了全民事件呢?那么多人为一件不可能有结果的事情争来争去,是不是吃饱了没事干了?
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一问题,就不得不审视当前中国的媒体文化。因为在资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公众在很多时候都是受媒体诱导的,是盲从的,有时甚至是被强迫的。以此次华南虎事件为例,从互联网到电视、再到纸媒体,报道铺天盖地、连篇累牍,即便你是一个对华南虎完全不感兴趣的人,也要被迫去看、去听、去关注,根本由不得你选择。
而当媒体出现一种反智倾向,专门迎合低俗需求、猎奇心理时,公众的注意力自然就会被诱导到华南虎这类无意义的事件中去。近年来,芙蓉姐姐、流氓燕、宋祖德、张钰、国学辣妹等人的大红大紫,垃圾文化在媒体上的长盛不衰,都是这种反智倾向的体现。
在互联网时代,受众群体的大众化和信息发布源的大众化,在客观上带来了阅读习惯低俗化的效果,低层次需求对媒体重心产生了巨大的向下牵引力。作为社会良心的媒体,作为通过思辨引领公众舆论的媒体,本来是对抗这股向下牵引力的重要力量,可如今的许多媒体已经放弃了基本的社会责任和价值判断,主动向低俗文化投降了。
媒体一旦停止思考,是社会的大不幸。这样的媒体习惯于去论坛发掘最热的帖文,如某论坛一个炫富的所谓的“有史以来最牛的超强帖子”;最热的博客,如某博客网描写性乱关系的木子美的博客;最热的人,如在网上大秀S、超级自恋的芙蓉姐姐等等,然后不管它们是否有任何社会价值,就进行报道,把它炒红。由于这些人或事在一个局部,已经被证明是受某个群体关注的,因此这样的报道往往很容易成功,编辑、记者也非常省事,只要上上网就行了。但问题是,这些媒体在报道此类事件的同时,也放弃了基本的价值判断和替公众辨别是非的基本责任,它们不是在启民智,而是用麻醉剂愚民。更要命的是,一旦有几家媒体这样做了,就会对其它媒体造压力,面临如果不做,就会在受众面前败给竞争对手的局面。因此,迎合低俗就像传染病一样,在媒体圈扩散。不管你是否愿意,只要一件事被炒热,就得被迫跟进,否则就要被淘汰出局。
媒体停止思考的后果,不仅会造成媒体资源的巨大浪费,也会助长全民的庸俗化、弱智化,长此以往,必将影响全民的素质。
因此,笔者斗胆建议,将华南虎真假的官司交给司法机关处理,媒体停止在这件不可能有什么重大意义的事情上扯淡,用宝贵的版面多去关心一下“七台河矿难责任人为何两年仍未受处理”、“非法圈地为何屡禁不止”这些对公众更有实际意义的事情,担当起“开风气,牖民智”①的社会责任,别继续甘当全民庸俗化、弱智化的迷幻药。
反方:关注“华南虎”恰恰是媒体的责任
面对“虎照风波”新闻,如果媒体在跟进报道上置汹涌民意于不顾,没有发挥正确的导向作用,那才是可能真正丧失了“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正当“华南虎”之争因各方持续努力而渐逼真相之际,有媒体发表评论,认为“华南虎照片这种并非多大事情的新闻,炒作成重大新闻事件”,是媒体“
不加选择地报道一切”,“难道不是报道选择的极度失准吗?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体现在哪里?”
在各方已高度肯定“华南虎”之争的正面意义,连受到批评的当事一方陕西省林业部门,都承认媒体、网友对华南虎的质疑“是一件好事,对我们的工作是一个有利的督促”,却有评论认为关注华南虎是“报道选择的极度失准”,甚至拿“新闻工作者社会责任”的道德大棒,来指斥履行正当舆论监督的同行,着实令人费解。
在虎照真伪之争刚刚拉启之际,曾有评论认为“虎照真伪不重要”,这样的观点一出笼,便遭批驳。人们为什么会对一张虎照的真伪这么在意?正如《人民日报》21日发表的评论《“华南虎事件”让谁蒙羞》所提出的,“究其根源绝不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事件背后暗藏的利益:镇坪县将借虎势虎威大力开发旅游资源,而国家将斥巨资在140平方公里的镇坪小县建立一个华南虎自然保护区,这对地方来说绝对是一件名利双收的好事。”也就是说,这个事件的意义早就超出了一张照片本身。
实际上,对“华南虎”的持续关注,恰恰是媒体在履行其社会责任。
首先,争论“华南虎”的过程,也让保护野生动物的环保理念得以普及。如央视所言,不管是“挺虎派”,还是“打虎派”,在剑拔弩张的背后,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我们都喜欢华南虎,我们都希望中国真的还有华南虎”。如果根本不在乎有没有华南虎,怎么可能激发出如此持续的关注热情?也正是在此关注中,更多人了解了华南虎的习性、分布、外形特征。
其次,在争论中,人们在一步步逼近真相。从第一个提出质疑的网友,到中科院专家的介入,整个事件因争论而前进,直到“年画虎”出现。国家林业局也已派出专家进行实地考察,并承诺“一定给公众一个真相”。人民希望看到真相,不仅因为设立保护区要花纳税人的钱,更因为真相本身具有独立的终极性价值———尊重真相,就是尊重公民的知情权、监督权。
第三,争论检验着政府的公信力。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所写的那样,“陕西当地有的政府官员、学者等急于为华南虎照片的真实性盖棺定论的‘作为’……值得深思。”26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也认为,“质疑虎照的人,归根结底是对社会诚信和政府公信力存疑……提醒我们加强社会诚信建设、加强行政透明度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力倡建设依法治国的今天,当然需要这种持之以恒的舆论监督。
还要看到,整个事件的发展除了传统媒体在报道外,以网民为代表的新时代的“记者们”,自愿加入到了追寻真相的潮流中,并在发现年画等环节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媒体在跟进报道上置这样的民意于不顾,没有发挥正确的导向作用,那才是可能真正丧失了“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小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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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华南虎事件反思公民社会
以更健康、积极的现代公民意识参与公民社会建设,促进监督机制的完善,以清除造成“华南虎事件”的土壤,杜绝其“再现”,是每个公民之权,亦是每个公民之责。
以“原型年画”被找到为标志,喧闹一个月之久的“华南虎事件”,出现了根本的转折。尽管对一个足够权威结论的期望仍然强烈,但关于虎照真伪本身,定论其实已在人心。昨天,《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华南虎事件”让谁蒙羞》,直言华南虎事件作为一个造假的“闹剧”已经“水落石出”。
就“照片真伪”本身所提出的大量问题已被我们自己解答,从“华南虎事件让谁蒙羞?”开始,我们必须面对的是这一事件给我们提出的问题。
无论有怎样的结果,这一事件必将长久地留在那些直接参与了虎照鉴定的专家心中,包括那些对华南虎研究更专业更权威,却“失声”了的专家、学者。很遗憾,有些专家、学者没有把对真理的追求和坚持置于更高位置。他们能否以及如何说清:是什么力量,让学者本应骄傲的心随着怪异的节拍跳动?
从事件一开始,在网络等媒体上,就有众多声音对虎照提出质疑。但也有不少声音,或人云亦云,或简单地将质疑华南虎照片的真实性与是否愿意保护华南虎联系在一起;甚至在真相已逐渐清晰之时,还有人认为“质疑华南虎照片真伪”是小题大做,将一个严肃的事情变成了“娱乐事件”。类似想法也许只是出于积习,但可以看出,质疑的意愿、独立思考的习惯和格物致知的能力,还没有普遍到人人习以为常,尚有很大提升空间。
在整个华南虎事件中,最应反思的,是那些有直接责任、有权力也有能力从一开始就杜绝造假的组织和人。据媒体报道,在华南虎事件伊始,就有当地有关部门技术人员提出质疑,认为应谨慎对待这一“喜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需要关心的是,那些基于理性与科学的判断,以及不懈辨析真伪、追问真相的勃勃民意,何以能被少数人置若罔闻?如果开始的固执还可以理解为蒙羞者习惯蒙住自己的眼睛而非羞处,那么至今长久地保持一个尴尬而僵直的姿势,又是不是因为已经养成了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惯性?
民众缺少独立思考精神,是制约思想解放之弊。专家轻视学术准则,是制约科技创新之弊。不能察纳雅言、知错能改,是制约制度创新之弊。
当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此事件中,坚持质疑的专家和大多数网友所表现出的“吾爱华南虎,但更爱真理”的精神,以及解决公共问题时所表现出的素质和理性,也让我们振奋、激赏。一切都在证明,在改革与创新的精神成为时代主流,“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后,社会活力和人们的创造能力可以多么强大。
这样的时代精神让我们每个人都分享光荣。因此,反思、检点已发生的一切,警醒之外,以更健康、积极的现代公民意识参与公民社会建设,促进监督机制的完善,以清除造成“华南虎事件”的土壤,杜绝其“再现”,是每个公民之权,亦是每个公民之责。
显而易见的是,所有这些只有在“华南虎”事件如我们所愿,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之后,才可能真正开始。(宋金波)来源:长江商报
华南虎涉嫌造假与黄禹锡造假的异同
华南虎事件的真假似乎基本尘埃落地。回顾这起事件,感觉与此前发生在韩国的黄禹锡胚胎干细胞造假事件,有诸多相似和相异之处。
第一个相似点是,集体有意无意的造假。华南虎的学术论证找了7位专家,希望通过这7名专家的“权威论证”来确立镇坪县找到华南虎的结论,同时打消公众的怀疑。周正龙的虎照,
只不过是集体涉嫌造假的又一个参与者,并为集体涉嫌造假提供了更多的伪证。
黄禹锡的造假,不仅邀请了韩国总统的科技顾问作为论文的共同作者,还邀请了其他许多外国专家,包括美国学者,作为论文的共同作者,甚至作为黄禹锡其他论文的主要作者,希望以此来增加论文的说服力。正如《科学》杂志编辑肯尼迪博士所说,把美国学者作为共同作者,显然增加了他们(审稿者和编辑)的信任感,从而让论文得以发表,欺骗公众。
其二,避免了解真相的人或真正的专家发表意见,以避免真相被揭穿。华南虎的鉴定请了7名专家,却没有一人是研究猫科动物的。这7个专家中,几乎一生都没有见过野生华南虎,更不用说研究华南虎了。不仅如此,当最初的鉴定报告出来,业内有人怀疑,中国科学院和广东研究华南虎的专家想要申请进行调查研究时,又以种种理由被阻拦。
黄禹锡的造假同样是怕同行说出真相。他采取的做法或许更高明,把他的科研小组部门化。结果每一个小组都不清楚其他小组具体在做些什么,至于外人,当然就更不知道了。所以,黄禹锡不仅瞒过了韩国同僚,而且瞒过了许多到访的外国专家。
其三,行政压力有意无意地干预学术活动和科学研究。陕西的7名专家是在陕西林业厅的召集下进行论证的,面对行政的压力,研究人员即使感到事实真相有误,也不好意思或者说不敢“说话”。比如,其中一位专家说,一些所谓的学术论证失去了价值,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人家要请,他们也不好不去。他笑称,有一天他参加了6个学术论证,收获是800元的辛苦费。
黄禹锡则是请出总统的科技顾问朴基荣女士作为论文的共同作者,在这种权势下,有谁还敢怀疑黄禹锡及其团体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这也是东方共有的一种“关系学”,要想有科研经费或出成绩,只有深谙关系学和搞好关系,才有可能。
当然,华南虎事件也体现出社会的浮躁心态。不肯扎实做事又好高骛远的“生态环境”,让有意无意的造假难以避免。例如,华南虎的鉴定至少在科学上存在好些硬伤。野外考察时间不足,调查组成员近一半的时间是呆在镇坪县林业局查看、整理资料;把目击访谈作为直接证据;先入为主认为镇坪地区有华南虎;不对毛发进行DNA鉴定,而对北京专家鉴定华南虎是否定的也捂住不透露等等。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容不得真正的学术批评和质疑,以致让后来的“周老虎”成为让全世界哂笑的补充证据。学者、专家之间不敢批评和质疑的原因除了体制原因外,还在于文化的原因,“圈内大家都知道这个报告出问题了,但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谁都不敢说什么。要知道是我说了,我就别在这里混了。”
华南虎事件的虚假不仅损害了当地学者和政府的形象,也影响到中国动物学者和相关管理部门的形象。如何扭转,需要有关人员和部门痛下决心,亡羊补牢。(张田勘)
来源:中国青年报